“一个叫郑侠的汴京城监门小官，根据自己所见，把各地饥民涌入京城的惨状，绘成了《流民图》，上呈神宗皇帝，请求朝廷罢除新法。

  王安石因这次弹劾而请辞，神宗皇帝虽然没有批准，但却以此为由，停了保甲法和方田法。

  对王安石来说，最倒霉的是，就在诏令颁布的当天，老天爷就下雨了。

  时也命也！

  王安石此时也是身心疲惫，即便是坚强如他，面对老天爷如此不讲情面的打脸行为，也是难免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于是自觉已是身退的时机。

  他被罢相出知江宁府，接任宰相的是韩绛，吕惠卿辅之，这两人都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助手，或许，自觉后继有人，也是王安石产生退身念头的重要原因吧。

  功成不必在我！

  只要我的退位能给新法让路，让国祚绵延，让天下百姓得到幸福安宁，我王安石，脱下这身宰相衣服又有何妨？

  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

  杜夕月的眼神变得黯淡了下来，手指不停地转动着笔杆，心情难以言述。

  今晚王安石的故事，给她带来的感觉，和以往的每一个深夜宇宙故事里的人物，都不一样。

  听苏轼的时，是惊叹于对方的诗词文采和阔达心境，听苏洵苏辙的故事时，如同在一条平静的命运长河上畅游，基本以一种乐观听故事的心态，在读完他们的人生。

  王阳明更是不用多说，他虽然在追求圣贤的道路上有些曲折，可落入现实世界里，阳明先生几乎是无所不能，一帆风顺，从来没有人能阻拦在他的前方。

  但王安石，却做到了让人百感交集，甚至有些心情低落，对未来感到了悲观。

  王安石几乎满足了人们对于“强者”的所有定义！

  他天赋异禀，从小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他戒骄戒躁，二十多岁就写出《伤仲永》以此自勉；

  他内心坚毅，哪怕面对中年危机的突然袭来，也如大山般挺立，于狂风暴雨中巍然不动；

  他性格刚强，即便面对天下人的非议，也坚持内心的信仰，丝毫不动摇！

  你还能对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类，要求什么呢？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所有要素，你都能在王安石的身上看见。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注定要“成功”的人，却最终也难逃失败的结局。

  他为了帝国的延续殚精竭虑，奋不顾身，结果却是在一次次的流言和中伤之中，在持续不断的暗箭伤人之下，落得个满身疮痍，最终心灰意冷，急流勇退。

  从四十九岁居宰相之位，到五十六岁从人臣巅峰的位置上退下，即便强大如王安石，也仅仅只坚守了七年的时间。

  连王安石这样的绝对强人，在触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起的拼死抵抗时，都只能坚持到这种地步，普通人呢？

  无数听众如杜夕月一样，内心百感交集，总感觉心头好像有一块巨石，压得沉甸甸的，心情不像以往，听完节目之后可以放松身心，享受一个愉悦的夜晚。

  今晚反而是让emo  的心绪变得更加严重了。

  好好好，这样玩是吧？

  讲完阳明心学就给我们来一套残酷现实的洗礼是吧？

  可顾知书关于王安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去往江宁的王安石，回顾往事，恍然惊觉，他为了自己的变法事业，牺牲了太多太多。

  首先是忘年之交欧阳修，他一开始并没有对变法持反对意见，早年范仲淹主张变法时，欧阳修是最早上书支持的那一批人。

  他也看见了国家积弊，也希望能够变法图强。

  但是，随着青苗法在实践层面的变形扭曲，导致民怨沸腾，此时六十三岁的欧阳修，考虑事情更加持重，不愿看见青苗法沦为地方官吏的敛财工具。

  所以他站出来抵制新法。

  然而此时的王安石，正在变法的兴头上，深受皇帝的恩宠，他非但没有听进去欧阳修的意见，还打发欧阳修出京，欧阳修气不过，索性辞职回家养老了。

  由此昔日感情深厚的二人，走向了政见相反的道路。

  不过，虽然王安石的变法和欧阳修的观点背道而驰，但是二人仅仅是政见不合，对欧阳修王安石始终保持着对前辈的感激和尊敬。

  甚至在听闻欧阳修去世的消息后，王安石还亲自为欧阳修撰写祭文《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列举了欧阳修一生的事迹功劳，歌颂其高风亮节，用词真挚，感情丰富，表达了深刻的悲痛缅怀之情。

  然后是苏轼，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则是一个刚入职场的黄毛小子，年轻气盛。

  苏轼属于王安石的晚辈，可对人才十分重视的王安石，还是一眼相中了这个文采斐然的年轻人，想要让他跟着自己一起变法。

  但是苏轼对变法却非常排斥，对王安石的用人策略更加排斥。

  王安石在变法时采取的用人标准是，只要支持变法的人即便无才也会重用，凡是反对变法的人就算才华出众也会排斥不用。

  站在王安石的角度，这也是无可奈何，毕竟他对抗的是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有时候行事不得不剑走偏锋，否则就会处处遭到掣肘，让变法沦为空谈。

  但代价就是，这样会使得大量卑鄙无耻、投机倒把的小人有了可乘之机，借变法之名，让自己从此平步青云，口头上都是道义，现实里皆是算计。

  这种现象让苏轼非常反感。

  苏轼是一个耿直的人，他对不满的事情，不吐不快。于是给宋神宗上了万言书，对王安石新法的弊端进行了批评，这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

  可即便这样，后来在乌台诗案时，王安石也是站出来替苏轼说话，以自身说话的分量，救下了这个才华横溢的‘政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也是私交甚笃的朋友，在才情和人品上相互欣赏，但两人在政见上势同水火，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王安石在朝时，司马光退隐。

  司马光拜相时，王安石下野。

  这些政敌都和王安石私交不错，但在政坛上却是水火不容。

  反而是那些和王安石政见相同的人，却彻底伤透了王安石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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