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在和许松商议将来那些中举的人如何去安排职位，朱棣认为这批人应该先安排在有关财政的岗位上，让他们熟悉这样的实务，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避免空谈误国。许松说可能有点困难，毕竟之前安排一个夏元吉已经是极限了，哪知机会就来了。

  其实要从朱棣离京前核销钱粮开始，朱元璋和朱标听了朱棣的话就留意了凤阳的钱粮核销，发现他们账目更改时间很短，但是手续齐备。

  朱元璋和朱标为了培养朱棣的军事才能，决定按照一个千户所的配额下拨钱粮给朱棣，以支持他在凤阳的练兵活动。朱棣开始时只拥有一个小百户的兵力，而且他的练兵思维非常前卫，不同于当时传统的军事理念，这导致他在钱粮使用上常常显得不规律。

  由于这种不规律的钱粮使用，朱棣上报的账册与户部汇总的总数据经常对不上，因此户部多次驳回了他的账册，要求重新整理和审核。在过去，由于凤阳与金陵相距不远，且朱棣的账房团队非常专业，对账工作相对方便。但随着朱棣的部队开拔至北方，这种面对面的对账变得不切实际。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凤阳中都留守司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法。朱棣的部队后来改组成了燕山卫，虽然印鉴被收回，但书吏为了方便工作，仍然带着它随行。当审计数据出现不符时，书吏会直接修改并盖章，以此来应对户部的审核。这也导致朱棣后来发现自己所见的账册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

  尽管这种做法在表面上解决了财政审核的问题，但它也暴露了明朝财政管理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如何在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同时，确保财政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书吏的做法虽然避免了因实际兵力与备案数量不符而导致的财政审计问题，但也引发了新的管理挑战和道德风险。

  在明朝时期，财政管理的严格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按照当时的制度，每年的财政收支、税款账目等详细信息，都需要由各地的政司、府、县一级一级地汇总上报至户部。这是一个庞大而繁琐的工作，因为户部与各地方政府的数字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否则整个账册都将被驳回，需要重新填报并重新加盖地方政府的印章。

  当时的明朝首都设在南京，这意味着全国各地的官员都需要亲自前往南京来报送账册。这是一个既费时又费力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他们不仅要面对长途跋涉的艰辛，还要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

  更为复杂的是，当时上缴的税款主要是实物，即粮食。在运输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如天气、道路状况、运输工具等，粮食难免会出现损耗。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使官员们尽心尽力地保管粮食，也很难保证账册上的数字与实物完全相符。

  一旦账册与实物出现不符，按照明朝的规定，整个账册都会被驳回，需要重新填报。这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重新整理账册，并再次前往南京进行报送。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承担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损失。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一些官员开始采取一种变通的方法。他们事先准备好一些已经盖过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样一来，即使账册被驳回，他们也可以迅速地重新填报并重新加盖印章，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种做法其实是从元朝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习惯性做法，而且在明朝初期也并没有被明令禁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逐渐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一些官员开始对这种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它违反了明朝的财政管理制度和纪律。

  不过，对于那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应对措施。它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情况，还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和负担。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等社会背景下的一种无奈选择。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这个时候锦衣卫已经正式成立，朱元璋想起了去凤阳的时候发现的问题，于是命令先彻查凤阳的问题。

  锦衣卫调查发现，除了凤阳演武的练兵钱粮除了空印账册这个问题外，其余没有出现贪墨的情况，但是仔细调查凤阳中都以及皇陵的建设，发现了很多官员曾经利用这个情况进行了贪污。也就是说除了勋贵们擅自挪用中都建设费用为自己修建豪华府邸外，地方官员都有了贪污的迹象。如果说前者，朱元璋出于事前没有说好以及维护政局稳定的角度默许了，只要停止就不作追究。那么后者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朱元璋发现空印这种做法还存在贪腐后，极为敌视。它的部分原因是，他非常不喜欢蒙古元朝时代已经出现的官僚们的舞弊行为。他严厉地对付带有这种意味的行为。使用空印会给贪污大开方便之门。  [

  发生“空印”事件后，史载，朱元璋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欺罔行径，丞相、御史都不敢谏言  [4]。下令，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同年有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言，有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郑士利兄，乃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受空印案连累坐牢，为避免被认为是“有假公言私者”，等到郑士元出狱后，郑士利这封上书才上交到朱元璋手上。郑士利上书数千言，言数事，其中空印事尤详。

  郑士利认为，陛下欲治罪这些空印的官员，是唯恐奸吏得到空印纸，弄虚作假危害老百姓，但这是不可能的，并提出了四个观点  ：其一，空印账册盖的是骑缝印，具体到每张纸上印迹并不完整，与一纸一印不同，即使流散出去，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其二，钱粮这些账目数字，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出入对错，最后户部说了算。而部省间距离，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一旦有错，一次往返差不多要一年时间。先印而后书，这是权宜之计，且由来已久。其三，国家立法，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而后根据法律惩处违法者。但是，立国并没有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不知道有罪。如今一旦治罪，不能服人。其四，国家培养一个合格的官员很难，能位至郡守的官员，都是数十年培养所成，这些官员并非草菅可割而复生。  [1]

  朱元璋看罢郑士利的上书后，大怒，命令丞相御史追查幕后主使者。郑士利笑道  ：“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最终没查出幕后主使，郑士利被流放。而且不但空印案中的官员没有因此被赦免，就连已经释放的郑士元也受此连累被抓起来流放了。  [

  随着朱元璋的清洗行动展开，他不仅对淮西集团推荐的文官进行了清除，还一并除去了刘伯温生前所建立的浙东文官体系。这一举动标志着朝廷内部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也为新的势力进入核心层铺平了道路。

  这一变革中，朱标作为即将接班的太子，也展现出了他的政治手腕。他选择了一个既能维护朝廷权威，又能体现仁慈之心的策略：对于首要罪犯，他主张严惩不贷；而对于其他从犯及其家眷，则采取了流放的措施。这一决策不仅彰显了朱标的果断与智慧，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广泛认同。

  邸报传至北平后，朱棣在阅读了相关内容后心生欢喜。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变革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布局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朝廷清洗文官体系为他日后执政时培养新的行政官僚腾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批流放者中蕴含的巨大潜力。

  朱棣深知北方边疆的人口稀少、文教落后是制约地区发展的瓶颈。因此，他立即上书朝廷，建议将这些流放至北方的罪官家眷作为人口补充，同时利用他们的文化素养来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这一提案既响应了朝廷的政策，也巧妙地利用了这批人的价值，为北方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标在接到朱棣的上书后，经过短暂考虑，决定批准这一请求。他明白这不仅是对北方边疆的一次有益的人口补充，也是对朝廷政策的有力执行。于是，朱笔一挥，批准了朱棣的提案。

  随着这一决策的落实，北方的人口结构得到了改善，文教事业也逐渐兴起。而朱棣的这一巧妙策略，不仅巩固了他在北方的势力，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埋下了伏笔。

  朱棣在上书并得到朱标的批准后，迅速行动起来，利用这一政策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他积极接收并安置这些流放的罪官家眷。朱棣深知这批人虽然犯了错，但其中不乏有才华、有学识之人。因此，他命令北平地方政府妥善安置他们，并给予他们适当的生活保障，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北方安定下来。

  接着，朱棣利用这批人的知识和才能，推动北方的发展。他鼓励这些流放者参与北方的建设，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通过设立学校、书馆等教育机构，朱棣不仅为北方引入了新的教育资源，也提升了当地的文化氛围。这些流放者的参与，使得北方的文教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此外，朱棣还注重从这批流放者中发掘人才。他设立了专门的选拔机制，对于那些有才能、有抱负的流放者，给予重用和提拔。这些人在朱棣的领导下，逐渐成为了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朱棣还通过这一政策加强了与北方的联系和沟通。他鼓励这些流放者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增强了北方的凝聚力，也为明朝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朱棣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政策，不仅为北方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体现了朱棣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也为明朝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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