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佑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着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

  苏轼于宋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裔。苏轼之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不可或缺之意。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苏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东汉名士范滂的事迹勉励其砥砺名节。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佑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

  苏轼像当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策论获得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他从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佑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洵试秘书省校书郎。嘉佑六年（1061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苏轼兄弟参加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科考试。九月，苏轼的对策被评为第三等（一、二等虚设，第三等为实际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个吴育中过这种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苏轼中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随后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又通过学士院的考试，任直史馆。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此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温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熙宁七年（1074年）秋，苏轼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使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汇聚在徐州城下，暴涨的洪水不时泄出，城墙即将被洪水冲毁，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守城？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驱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苏轼到武卫营，呼喊士兵长官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为我尽一点力。”士兵长官说：“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辈小人，应当效命。”带领他的士兵们拿着畚箕铁锹出来，修筑东南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仅仅只有三版那么高。苏轼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墙上，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别堵塞缺口以守护城墙，终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徐州旧城，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利用，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又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着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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