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都崩解情景（附记）

  崇祯末年，京城百姓心态浮躁，多持及时行乐、不计明日之态。无论贫富贵贱，各怀私心。当时有人说，一旦流寇迫近，我等即刻开门迎入。她们不仅心中暗藏此意，还公然如此谈论，可见局势已然呈现崩溃之象。

  到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至十七年（公元1644年）之际，贼寇迫近京城，都城进入紧急戒备状态。皇帝动用内帑，拨付数万钱款，命各营千总分别领取分发给守城士兵，但士卒每人仅得二十钱。士兵领钱后，手指弹击铜钱，言道：“皇帝只求保住自己性命，命我等坚守城池，这点钱仅够买五六块烧饼罢了。”此后，宫内再无钱款下发，转而向京城富户征募资金以供养军队，规定凡家里有百银以上资产的，需捐银五钱；甚至妓院亦需缴纳五钱。皇帝说：“一家妓院之中岂无二三妓女，此类人家理应能出五钱。”如此一来，民心愈发离散，守城之事自然难以维系。

  众人议论纷纷，认为皇帝欲保全江山社稷，却连妓女之资也予以征敛，可见时局之严峻。终至李自成率军攻克京城，总共掠夺了装满十七座银库之多的银两才离开。

  当时的政治弊端与民风颓靡至此，甲申（公元1644年）、乙酉（公元1645年）年间发生的巨变，即使未深入探究，亦能洞若观火，预见到其必然性。

  蒋臣奏行钞法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六月，皇帝于中左门召见桐城籍的诸生蒋臣。蒋臣就钞法提出见解：关于财政开支的规定，应将银、钱、钞三者并用，规定以九钱七分兑换一两的比率，让百姓用钱银购买钞票。若民间不予使用，视为违法行为。如此不出五年，天下流通的金银财宝将尽数归于朝廷内府。对此，给事中马嘉植上疏表示异议，予以争辩。

  捣钱造钞

  自古以来，京师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纹银一两可兑换铜钱六百文，其兑换比例仅在少许与二十文之间浮动。自崇祯帝即位以来，银钱比价逐渐升高。至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一两纹银竟可购得铜钱两千文，夏秋之际甚至高达两千数百文。朝廷询问钱价剧增的原因，得知大量私铸钱币混入流通所致，于是特任命九名御史，分驻京城九门，专司监督整治此事，在街道上摆设钱桌，若发现私钱，一文则鞭笞，二文则流放，三文则发配边疆，四文及以上则处以死刑。同时规定纹银一两只能兑换六百文铜钱，超出一文同样处斩。又设置石臼铁杵，一旦发现私钱，无需熔炼，立即捣碎以杜绝其流通。若有人私藏夹带，一经查获必斩。允许普通百姓将手中剩余的私钱送交御史台，以示悔过并予以奖励。法令之严苛，前所未见。

  石臼旁设有专人值守，自早至晚，然而半月过去，百姓并无一人主动上缴私钱，使得御史们无所事事，无奈之下，各御史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钱来捣毁。每日早晨出门，必令差役携带三四千乃至五六千文私钱，日耗纹银两三两，将碎钱堆积在石臼铁杵之间，供人围观。如此持续一个多月，御史们上报声称私钱已收缴完毕，钱价得以稳定，只是为了糊弄朝廷。然而，民间实际的铜钱价格仍在不断下跌。所有买卖铜钱之处，必须按朝廷规定的比价面对面交付，如一两纹银可购买二千四百文，其余一千八百文则私下交割，或稍后另找时机交付，因为厂卫巡查严密，曾有按正常市价交易者被捕并处斩。

  在此背景下，朝廷决定推行纸币。中央官员对此展开讨论，提出纸币有“十便”、“十妙”之说，比如制造成本低、流通范围广、携带便捷、储藏简易、无成色优劣之分、无称量兑换之繁琐、能防止银匠作弊、杜绝盗贼觊觎、节省下来的铜可用于铸造军械、替代下来的银两可充实国库等。崇祯帝听后大悦，即刻下令制作纸币，委派仪制司负责。最初以解送入京的乡试试卷、宗师评判优劣的科举岁试试卷等纸张作为制作纸币的原材料，交由工部接收并限期搭建造纸厂。工部官员选拔工匠，核算工程，如有阻碍此事者，视同十恶不赦的重罪。然而工部查阅先祖时的典籍，发现纸币制造所需材料比例为六成纸、四成桦树皮。桦树皮产于辽东，如今虽有纸张却无桦皮，无法着手。皇帝于是命令工部召集商人筹措。这些商人多为京城的大奸猾之徒，他们上疏表示愿意领银百万前往辽东采购桦皮，皇帝又将此事责成工部办理。此时流寇渡黄河的消息已经确切，此事最终未能成行。

  这是发生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中旬的事。唉！纸币制度固然优越，可惜未能早日实施。

  上用铜锡木器

  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十月，皇帝开始自用铜、锡及木质器皿，摒弃金银制品。同时下令文武百官皆须崇尚俭朴，士人与庶民均不得穿着锦绣华服与佩戴珠玉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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