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戒严制度，皇帝确实能在戒严区域用诏令代替法律。

    但是群臣没有想到，皇帝这么快就用到这一条，还是直接废止《大明律》兵律条款。

    一些文官本能地想要劝谏，想要劝皇帝不能随意废止法律。兵部尚书袁可立却说道：

    “陛下所言极是，主将不固守这一条，有些规定确实应该在关外交战区废止。”

    “擅调官军等条款，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到底上过战场，想法和其他文臣不同。在袁可立看来，皇帝废止主将不固守这一条非常恰当，把关外划为交战区、在交战区实施戒严，同样很有必要。

    面对其他大臣疑惑的眼光，袁可立道：

    “主将不固守这一条有个规定：失陷城寨者，斩。”

    “如此一来，辽东在建造城寨时，必须慎之又慎，而且要安排兵马守御，避免城寨失陷。”

    “在城寨遭到进攻时，他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固守城寨，向其他兵马求援。”

    有些臣子就疑惑了，这样不是很好吗？不是应该的吗？

    刑部尚书薛贞被拿下，署理部务的李若珪不怎么在朝会上发言。来宗道身为礼部尚书，有维护礼法的责任，询问道：

    “这样不恰当吗？”

    “《大明律》一直如此，其中规定不应随意废止。”

    袁可立解释道：

    “若在内地，这个规定没有不恰当的地方。”

    “但是在辽东，那就很不恰当了。”

    “后金的建虏，是需要大明以举国之力应对的大敌。他们的兵马之强，堪比大明任何精锐。”

    “面对这样的敌人，大明兵马不应有任何限制，尤其在有城寨的地方，不能必须固守。”

    “建虏摸清了这一点，他们只需要进攻大明城寨，大明将士就必须守御，后方也必须救援。”

    “否则失陷城寨的罪名，哪个官员都扛不住。”

    “这就限制了大明将士的战术，他们在建虏来袭时，只能固守待援。”

    袁可立这个解释，一些人听明白了，另一些人还不明白。来宗道继续问道：

    “守住城寨是理所应当之事。”

    “难道要废止这一条，让他们不再守城吗？”

    袁可立感觉跟朝堂上这些高谈阔论的官员有些说不清，有些大臣年龄很大，却没年纪轻轻的皇帝看得明白。

    按他们的想法，城寨失陷就该处斩，大明所有总督、巡抚、兵备、守将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守城就好了。如果城寨失陷，就把负责人处斩。

    这种僵硬的做法，在大明节节胜利、很少有城寨失陷时还行得通。但是在战乱四起的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

    总不能只要有督抚失陷城寨，就把他们处斩吧？大明有多少督抚，足够拿去处斩？

    不把这个规定明确废止，只要有城寨失陷，科道官员就会弹劾，负责人就会被捉拿，然后按律处斩。

    所以这个规定，在袁可立看来是必须要废止的。不然即使皇帝想保，可能都保不下失陷城寨的官员。

    而且袁可立上过战场，知道主将在遇到敌人时，第一时间需要决定的，就是撤退还是固守。这对主将来说，是非常关键的选择。

    但是朝堂上的大臣，却认为守将只能固守，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后方负责的将帅，也只能发兵救援，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这对战场指挥来说，实在太过僵化。后金只需要围点打援、以多打少，就能把大明的兵马在野战中一支一支消灭。

    皇帝估计就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决定在交战区戒严，废止不合时宜的条款。

    听着朝堂官员的高谈阔论，再想到自己因为戒严制度被人非议，袁可立感觉心力交瘁，觉得不能任由一些官员胡来。

    他现在觉得皇帝的大权独揽，在一些时候是必要的。戒严制度必须存在，戒严条款也应该尽快确定，不能继续拖延。

    解释了很多都没让群臣明白，朱由检看出袁可立的窘境，亲自下场说道：

    “城池能守还是要守，尤其是内地的城池，里面有大明百姓，不能让百姓失陷。”

    “但是辽东的城池大部分是军队，前线城池中的所有人，以后都要编入预备役。”

    “如果来袭的敌人太多，守将在确定难以守住时，可以果断后撤。不能一直固守，牵动所有军队救援。”

    “建虏能集中兵力进攻，大明却不能在每一个城池都放上能抵御所有建虏的兵力。”

    “大明没那么多军队，钱粮也供不起。”

    “守不住的城池该撤就要后撤，主将有决定的权力。”

    说了城池的事情，朱由检又提出“结硬寨，打呆仗”战术，说道：

    “而且大明军队善守，废止主将不固守这一条后，主将就可以在作战时第一时间结寨。”

    “然后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废弃营寨，不用担心失陷城寨被处斩。”

    “所以主将不固守这一条，在关外交战区是需要废止的。”

    “要让将士们灵活地安营扎寨，用大明擅长的战术，应对后金建虏。”

    “大明军队要学会‘结硬寨，打呆仗’，用防守的办法进攻，攻守合一，稳步推进。”

    这六个字实在简单易懂，以至于皇帝一提出，群臣就能想明白。

    “结硬寨，打呆仗”这六个字，实在是符合文臣的胃口，让他们觉得就该这样打仗。

    所以主将不固守这一条，是一定要废止的，否则这个战术，根本没法实现——

    一旦失陷城寨就要被斩，哪个大明将领敢随意结寨？那不是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营寨上吗？

    皇帝在交战区废止主将不固守这一条，是战术需要。让将领去掉负担，可以随意结寨。

    明白这一点后，群臣没有再反对废止这个条款。只是要求不能把条款整体废止，而是一点点商榷这个条款的规定。

    朱由检从善如流，没有把主将不固守整体废止，而是先明确废止了失陷城寨这一条，再让袁可立和前线将领商议其它规定。

    他对辽东兵马实在没有信心，认为他们野战胜利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让大明兵马在野外遇到建虏时第一时间结寨，抵御建虏进攻。

    群臣对辽东兵马的信心同样不足，不相信那些将士能在野战中战胜建虏。反而是守营寨这件事，他们更放心点。之前的宁远之捷、宁锦之捷，都是成功例子。依托城寨固守，逼迫后金退却。

    成功通过了这一条，朱由检又让袁可立具体商议，看看擅调官军、私藏应禁军器等条款中的规定，到底要废止哪些。要给前线将领调兵权限，也要让前线平民有自保能力。

    总之就是一句话：一切以平定战乱为目的，完全按战争需要来。

    对皇帝如此通情达理，废止了这么多不适合前线的规定，袁可立很是振奋，觉得有这样英明的皇帝，是大明的幸事。前线作战的将领，能丢掉很多负担。

    但是皇帝接下来的话，就让他不是那么喜悦了：

    “如今四方多事，尤其是草原险些发生战乱，让大明再开一条战线。”

    “所以长城之外、或者说大明本土之外，都应实施戒严。”

    “这些地方的事务，朕有权直接决定，避免受到耽搁，影响大明安危。”

    群臣对此大多是无所谓，根本不关心大明以外的事务。皇帝想直接处理，那就让皇帝处理就是了，无关朝堂大局。

    袁可立却清楚地认识到，皇帝这样是扩充权力，以后像册封林丹汗那样的事情，皇帝能一言而决。

    但是让他反对，他也说不出口。皇帝对外面的事情比很多大臣更熟悉，这点他很明白。

    而且这些地方无关朝堂大局，他不能因为这些边角的事情，破坏和皇帝的良好关系。

    甚至，为了战事需要，他还要帮皇帝扩大戒严区域。

    想到西南的事情，袁可立道：

    “西南战乱多年，臣以为贵州等地，同样应该划为交战区。”

    “要给朱燮元、傅宗龙等人大权，让他们灵活安排战术。”

    朱由检点头应允，又强调道：

    “贵州属于内地，内地交战区的戒严条款，应该和关外交战区不同。”

    “军寨可以根据需要废弃，但是有百姓的城寨，不能随意放弃。”

    “具体条款你和前线将领商议，既要符合平乱需要，也不能侵犯百姓利益。”

    让袁可立确定内地交战区的戒严条款，朱由检又想到西南应该安排个护军使，和总督、提督组成三巨头负责实施戒严，遂道：

    “贵州和临近水西的战乱地区划为内地交战区，实行局部戒严。”

    “再推举一个护军使，和朱燮元、傅宗龙一起执行戒严。”

    又多了一个官位，群臣很快忘记了大明本土之外都被皇帝下令戒严的事情，开始推选护军使。

    闵梦得作为之前的川贵五省总督候选，被第一个提出。

    先前被朱由检拟定为湖广巡抚的袁崇焕，同样被提出来。

    毕竟在很多人看来，袁崇焕能取得宁远之捷，打仗能力是有的，把他放在前线，比放在湖广更合适。

    朱由检对此是无所谓，觉得袁崇焕只要不放在辽东就好。西南改土归流，需要敢想敢做的人才。袁崇焕胆子大点，或许也没不妥。

    所以，在袁可立表示朝廷需要闵梦得这样熟悉西南的大臣，建议袁崇焕担任护军使后。朱由检任命袁崇焕担任川贵五省护军使，闵梦得列入兵部侍郎候选。

    他的一个目的，像美国总统那样拥有对外事务的主导权，在群臣的漠不关心中，悄无声息实现。

    之前册封的海外世袭军官，已经能够兑现。

      《明史》对被杀督抚的不完全统计：

        帝自即位以来，诛总督七人，崇俭（郑崇俭）及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也。帝愤寇日炽，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而疆事寝坏，卒至于亡。

        终崇祯世，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而河南李仙风被逮自缢，不与焉。

        （蓟辽总督刘诏被斩，他是阉党，估计在修《明史》的人看来阉党不算人，没有统计在里面。

        督师杨嗣昌惊忧交加而死，有的说他是畏罪自杀。如果他没死，崇祯也保不下他，张献忠杀襄王时就说杀他是为了让朝廷杀杨嗣昌。

        历史上崇祯皇帝杀了十几个督抚，但他确实不是残暴乱杀。《明史》都只能说他“用法益峻”，执法太严格。

        “功罪不假贷”，功不抵过，是大明惯例。明朝的制度太僵化，后期已经不合时宜）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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