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年11月1日，清晨九时，就在长安皇家科学院正在举行世界科学大会开幕式之际，在郢州港（今澳洲纽卡斯尔市）的码头，一列数百人的队伍在武装宪兵的押送下，缓缓地登上一艘即将离港的大船。

    所有人神情悲戚，脚步踉跄，一边向前缓慢地挪动脚步，一边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城区的方向。

    此经一别，可能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老天不公啊！”一名满脸胡须的壮实男子突然从队伍中跑了出来，将手中的包袱狠狠地掷在地上，仰天大喊道：“政府凭什么这般对待我们？大理寺的审判官凭啥要对我们处以流放之刑？……老子不服！我们要见皇帝，让陛下为我等伸冤！我们要让皇帝陛下知道，他的子民是如何被你们这群……”

    “啪！”

    “扑通！”

    那名男子话音还未落下，两名武装宪兵在长官的眼神示意下，立时扑了过来，挥起枪托，将他砸到在地，然后掏出一块破布塞到他嘴中，并摸出一根牛筋带将他倒被双手捆了个结实，随即便拖着他朝船上奔去。

    “登船之前，禁止大声喧哗！”一名宪兵宣节校尉（少校）沉着脸，看着被押解上船的流放犯人，大声地说道：“若有违禁者，小心皮肉之苦。警告尔等，远洋航行，风高浪急，路途之中甚为艰辛。若是被打坏了身体，那可要小心了。届时，无人为你等医治疗伤，可能就未必能活着熬到殷洲流放地了！”

    被押解的流放犯人闻言，刚刚被那男子鼓动的有些噪然的心理，顿时又沉了下去。

    是呀，从汉洲前往殷洲，行程数万里，莫说被宪兵打得遍体鳞伤后无法捱到目的地，就是一个身体强健的普通人，在船上待上一个多月，怕是也要脱了形、失了神，起码要丢掉半个小命。

    我们只是被大理寺法院判为流放之刑，到了殷洲苦捱上几年，便能恢复自由身，成为大齐海外领地居民，然后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尽管这辈子无法再返回汉洲本土，与亲人也再无相见之日，但好歹可以继续好好活着。

    人，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

    “长官，我觉得这些被判流放殷洲的犯人都是一群可怜人。”一名宪兵御武校尉（上尉）低声说道：“他们只是在表达自己诉求时，行事稍稍激烈了一点，以至于遭此厄运。……所以，我们没必要对他们太过苛待。”

    “怎么，张校尉对这些人深感同情？”那名宣节校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长官，卑职……，卑职只是觉得这些煤矿工人其情可悯，其行可哀，大理寺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应该……应该稍稍和缓一点。”那名御武校尉期期艾艾地说道：“毕竟，这些人举行集会罢工，所求的不过是想增加薪酬，改善自身生活条件。”

    “但他们却动手伤了人、毁坏了财物，那便其罪不可恕！”那名宣节校尉说道：“需知，我大齐律法有定，伤人者有罪，毁坏公私财物者当惩！这些煤矿工人若是嫌弃矿场主所给薪酬太过低廉，自可离去，另寻他职即可，为何非要集会罢工，还要毁伤人员和财物？”

    “……”张永铭闻言，愕然地看着自己的长官，半响无有回应。

    “……嫌弃所给薪酬太过低廉，自可离去，另寻他职即可。”

    瞧这话说得多么轻巧！

    这位出身高门显贵的长官怕是丝毫不解民间疾苦吧？

    底层小民为了能多赚一点钱，你知道他们会有多么拼命吗？

    煤炭工人每天工作时长超过十四个小时，就是为了完成矿场主所规定的采掘任务。

    他们了在采掘工作中及时补充能量，会在遍布粉尘和煤灰的矿洞中剥一个鸡蛋吃，啃两口冷馒头，或者塞几块干硬的牛肉干，再喝几口带着煤渣的水。

    恶劣的工作环境，糟糕的饮食卫生，使得许多矿工在工作不到半年时间，便会患上哮喘、尘肺或者其他呼吸道疾病。

    连续工作数年，乃是十数年，整个人便会带着一身难以医治的各种疾病，最后极为痛苦地死去。

    “另寻他职”？

    除了煤矿，难道到了其他行业，工作就会轻松一点吗？

    还不是一样的要用生命和健康去换取那一点点微薄的收入！

    张永铭的父亲就曾是一名煤矿工人，才不过四十余岁的年纪，硬是得了一身的各种呼吸道疾病，连稍重一点的体力活都做不成，甚至走几步路都会剧烈地喘息，并造成胸闷异常。他每个月都会从自己发放的饷银中抽出相当一部分钱，为父亲抓药看病，使得他一个堂堂宪兵校尉军官，日子竟然也是过得紧巴巴的。

    所以，半个多月前，他在接到上峰命令，带领武装宪兵配合地方警察弹压和抓捕“闹事”的煤矿工人时，心中对那些可怜的工人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认为他们的行为皆为情有可原，无非就是想要讨个说法，增加一点收入，不应该将他们当做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那般采取暴力的镇压方式。

    然而，军令难违，在上官的严令下，他们不得不随着一队队警察和密探将那些“闹事”的矿工从街道上或者家中拖走，然后关进戒备森严的监所。

    在弹压煤矿工人罢工“闹事”的过程中，郢州大理寺法院也展现出极高的效率，不到十天时间，便审理了数百名涉嫌伤人和毁坏公私财物的“犯人”，然后根据律法所定，全数判决流放殷洲，并处以不同额度的罚金。

    至于那些数千名“罪行”较轻的附从人员，则被统统判处数日到十数日的无偿苦役，交由地方军警监督管束，直至完成所有服役期限。

    一场建国以来参与人数最多、波及范围最广（郢州辖下的几个县份也出现工人罢工事件）、破坏力也是最大的工人罢工行动在政府和军警的强力弹压下，迅速地被“平息”了。

    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贪婪而刻薄的煤矿老板们没有任何一个受到政府和法律的制裁，反而以受害者的身份，从保险公司那里获取了相应的赔偿，并且还以矿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为由，堂而皇之地向地方政府申请免除一定额度的税款和公共事务费用的征收。

    而政府，似乎对矿场主的要求也在做认真的考虑和研判。

    至于，当初煤炭工人罢工集会时所提出的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环境的诸多条件，遭到了郢州煤矿联合公会的断然拒绝。    

    “我们给予你们的报酬，才是你们应得的。若是我们没有给，那你们就不能来抢！”

    尽管，郢州的煤矿老板们对煤矿工人的集体罢工感到了愤怒，也在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等诸多方面表示了自己强硬，但内心深处多少还是被这场规模巨大的罢工行动所深深震撼，并对此生出几分忌惮和……畏惧。

    因而，他们在拒绝增加工资的同时，却又不约而同地调低了每日采煤的定额，以此来缓和煤矿工人的不满情绪。

    虽然，这帮不听话的工人不来干活，可能会过一段苦日子，但自己所经营的煤矿的生产可也不能耽搁太久，这么一大堆机器设备都是花费重金买来的，更不能白白闲置在矿场里。

    而且，每年的采矿许可费、资源税、营业税，还有经营所得税（若是经营亏损则免予缴纳），那可是都要足额缴纳的。

    每停工待产一天，那可意味着大量真金白银的损失。

    更可虑的是，真把这些“无法无天”的煤矿工人给逼急了，人家说不定直接买一张船票，跑到海外某个殖民领地去寻找发财的机会。

    到时候，没人来给自己挖矿，那可就抓瞎了！

    需知，郢州煤矿以出产优质褐煤而著称，基本上各个大型煤矿都有大笔海军和港口加煤站的订单，若是不能按时足额的交货，那可是要赔付巨额违约金的。

    他们还从长安听到一个糟糕的消息，内阁政府似乎也被此次郢州煤矿工人罢工事件所震动，准备应敕令院的诸多代表所请，考虑出台一部行业最低薪酬的法令，以改变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和实际工资不断降低的现象。

    对于强制性实施行业最低薪酬的规定，包括郢州煤矿在内的所有齐国工矿企业和贸易商社是持普遍反对意见的。

    按照四年前大热的《新管论》一书中的观点来看，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人们的行为主要受个人利益驱使，而个人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或者控制。

    由于工人总是能够在市场中找到其他工作，消费者也可以在别的地方购买到同类商品，这只“看不见的手”保证了不会有人在支付报酬方面过分严苛，也不会有人对商品漫天要价。市场和整个社会便处在良性的自我规范当中。

    若是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将会破坏整个体系的自然秩序，从而阻碍社会向共同繁荣的方向前进。

    怎么，现在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非要强行干预社会薪酬问题？

    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是对整个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行为！

    尽管，在《新管论》中，作者齐元翰也指出，政府仅被允许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施加影响。但能具体施加影响的主要指的是包括防止大财团的形成和垄断——既针对企图人为抬高物价的生产企业主，又针对要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的“工人组织”。

    因此，政府在讨论和出台这么一部有关涉及行业最低薪酬的规定，必然会遭到诸多“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所面临的巨大阻力是难以想象的。

    说白了，这些精明的企业主和商人们会故意忽视《新管论》中的一些限制或者说阻碍他们发展的观点和理论，而只抓住“不干预政策”这一观点紧紧不放。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得绝对的自由，为了追求超额的利润、为了致富可以不择手段，而无需考虑社会的总体利益。

    至于道德和人性，这玩意好像跟经济和商业无关吧！

    其实，数十年来随着国内工商业大兴，在齐国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资本势力”，他们是由那些逐渐发展壮大的工商阶层组成，在攥取了庞大的财富后，希冀在政治上也能获取一份“属于”他们的权力。

    近年来，齐国社会思潮中不断涌现出“解放女性”、“自由平等”、“纳税即权力”等诸多口号，未尝不是这些“资本势力”想要籍此从国家资本和皇室资本手中夺取部分“天赋之权”。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在间接或者直接控制地方经济民生的同时，也在不断侵蚀和谋取地方权力，而且还在不断朝长安中枢渗透--不乏有敕令院和内阁僚臣受到新兴工商资本势力的扶持和资助，以此来换取对他们的权力庇护和政策扶持。

    前明德太子在监国期间，又是搞全国税务稽核，又是推出遗产税，除了想要增加财政收入外，可能还存有打压和削弱这些新兴工商资本势力的心思。

    到了永隆皇帝继位，在打压政治势力日益形成的门阀世家的同时，不断加强对官员贪腐的惩治力度，也未尝不是在压制“资本势力”急于想要冒头的动作。

    齐元翰在《新管论》中可是有一个颇为理想、也是颇为激进的新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完全是从“民主（民生）”的角度出发，认为每个人都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论社会阶层如何，都有权享受财富增加带来的好处。

    对此，年轻的皇帝陛下深以为然。

    《荀子·王制》中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那么，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世界帝国，是不是要让“水”稍稍变得丰盈一点，变得温和一点，以免发生“覆舟”之险。

    “既如此，我大齐政府对这些罢工的煤矿工人惩罚是不是就有些太重了点？”张永铭看着那些满脸悲伤表情的流放犯人，嘴里喃喃地说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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