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陈云甫对这都察院一切都好奇的同时，那司务官时溥也在好奇陈云甫。

　　这位，也未免太年轻了吧。

　　能有个十五、六岁？

　　这位跟邵御史得是多近的关系啊，才能这么小的岁数送进都察院来。

　　虽然说就是一个刀笔小吏，不入流的身份，但不还有那么句话吗，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

　　同样是吏，都察院的吏和地方县衙的吏哪能是一个级别。

　　都察院作为大明中央机关之一，署理天下一应官员的弹劾、检举、稽核工作，与吏部一并行使京察权，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实权机关，却仅仅只有两百多名吏。

　　这和六部、大理寺可谓是天差地别。

　　六部中最轻松的礼部，都有上千名吏。

　　毕竟清吏司是最需要用人手的部门。

　　时溥没有主动去打探陈云甫的底子，他就是一个从九品的司务官，在京城这地界和平头老百姓没区别，天子脚下世家无数，哪家的公子都得罪不起。

　　总之心里只要记住这陈云甫也是他惹不起的主就成。

　　反正都察院两百多个小吏中有一大半是关系户，也不差多这一个两个了。

　　“咱们都察院呢，地方大但事少，你来到之后也不用担心，真有个什么不懂的，问邵御史即可。”

　　时溥带着陈云甫简单认识了一下这都察院的布局，又逛了一遍内院，也就是宿舍区。

　　“平日里要是累了乏了，可以在这休息，不过咱们都察院除了办案子的时候，这内院基本没人住。”

　　时溥笑了笑，说道：“毕竟都是京城人士，下了值还是家里睡着舒服。”

　　念叨了这一句之后，时溥又顺口问了陈云甫一句：“云甫住在哪？”

　　“里仁街北三甲。”

　　时溥抽了下嘴角，呵呵干笑两声：“好地势、好地势。”

　　里仁街北三甲，邵御史家不就住在那，东西首尾住下的貌似就没有一府是小于四品的吧。

　　脑子里疯狂运转着，时溥联想到京中几个姓陈的显贵。

　　“时司务，下吏我应该到哪里去报道？”

　　陈云甫说的有些拗口，他不太明白在明朝的时候，报道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怎么表达，索性就直接拿来用。

　　“哪里都不用去。”

　　时溥倒是能听明白，直接给了答复：“平时呢经历司就最忙，照磨司就最闲，不过咱们都察院的胥吏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咱们具体的工作干的其实并不多，主要还是待命。”

　　“待命，待谁的命？”陈云甫眨眨眼，一时难悟。

　　“御史堂官们的命呗。”

　　时溥言道：“不过说是这么说，基本上你是遇不到几次的，御史们哪有功夫来咱们这发号施令，别看御史堂官们是咱们都察院的上司，其实这地方他们不怎么来。

　　真有什么事，也是葛经历带着卷宗入宫呈禀，我在这干了十几年，就见过一任都御史大人，现在咱们头上这位左都御史詹徽公，我可都还没见过呢。”

　　都察院，这么闲的吗。

　　陈云甫眨眨眼，有些不可思议。

　　这么一说，这都察院岂不成个清水衙门了。

　　不对，准确来说，清水衙门的是都察‘外’院。

　　皇宫里的那个都察‘内’院可不是什么清水衙门，而是实打实的权力机关。

　　这时候陈云甫才明白过来，自己这是把都察院给误会了。

　　潜意识里，陈云甫总是把都察院和后世的检察院联系到一起，以为都察院要行使的实际职责很多，但现在看来，都察院唯一行使的职责恐怕不是对天下官员的监督职能，而是单纯作为一种党争的武器而已。

　　这个外院受理来自各省地方的弹劾检举，然后经历司将这些弹劾收集起来送进位于皇宫的内院，交到那一群高高在上的监察御史手中。

　　至于这些御史拿到之后，会如何向各自背后更大的党派魁首汇报，有或者如何进行党同伐异的攻讦争斗，那就和他们这个外院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都察院本身并不具备侦办案件的权力。

　　都察院能拿到手里的只能叫线索，线索只有经过侦查和事实验证后才能叫证据，查证权在刑部呢。

　　御史们捕风捉影，刑部的司官跑断两腿，朝堂打成一片，皇帝从中取利，平衡各方的同时稳定统治结构。

　　这大概，就是都察院本身存在的唯一价值了。

　　想到如此，陈云甫满腔的斗志稍稍有些退却，他兴致勃勃而来，还以为能参与到即将发生的郭桓案中呢，可如今一看，这郭桓案和他怕是没什么关系了。

　　除非，都察院拥有独立的侦讯权和自己的一套侦讯班底！

　　可这种事也就只能想想了，陈云甫自己都摇头。

　　此事和邵质说可没用，别说邵质了，就算和那位未曾蒙面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说也办不成。

　　除了朱元璋。

　　陈云甫可没那么不知好歹。

　　还是老老实实干好自己的份内事吧。

　　别看都察院闲的生疯，但薪俸却是不低。

　　“年俸二十两，其中十两给的是现钱，十两拿实物折抵。”

　　听到这个数值，陈云甫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那么多？”

　　明朝的官员俸禄情况一直为后世人所诟病，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少了。

　　比如最低的从九品官员，每个月只能领取五石大米或选择年俸二十八两。

　　但真的低吗。

　　先不说明初的物价贵贱，先说五石米的月俸。

　　明朝一石约合九十四点四公斤，五石便是九百四十斤重。

　　如果这个从九品的官员是一家五口的情况下，那么每个月能吃掉两百斤米吗，就算能，余下的七百多斤完全可以拿到市场变现。

　　这便可以卖得二两余银子。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桥段，范进的岳父胡屠户一日可卖一头猪，赚一钱银子。

　　一头猪便按百十来斤来算，才只够胡屠户赚一钱银子。

　　那这头猪多少钱？

　　按照《宛署杂记》的记载，一头猪仅一两六钱银子。

　　一两六钱的总价，胡屠户仅赚一钱，算是极良心的商贩了。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头猪才一两六钱。

　　一个从九品的官员一家五口，一天便是吃两斤肉，一个月也不吃完一头猪！

　　换言之，顿顿有肉。

　　而牛羊肉的价格比之猪肉还要便宜三成！

　　因为明朝的卫生环境并不理想，猪的养殖是有一定困难的，而牛羊则不然，一个是大明早期拥有自己的牧场（漠南卫），二一个则是草原的互贸。

　　一个从九品的官员仅凭合法薪俸就可以实现顿顿有肉的生活。

　　另外像布匹、丝绸的价格也并不高。

　　一匹布不过三钱，一匹丝绸不过五两。

　　官员的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两套服装，官服和便服都由朝廷采买。

　　那么官员只需要给家里人置办衣服也就够了。

　　只是为什么明朝的俸禄给人一种极低的错觉，因为我们做了物价的跨时空换算。

　　我们计算到的是一石粮食拿到后世来卖才不过三百余元。

　　五石粮食的月俸那就只有一千七八的样子。

　　怎么活啊。

　　人情往来、逢年过节这些开支多大。

　　官员不得养几个偏房吗。

　　不得偶尔学个外语吗。

　　不得顿顿大鱼大肉，再叫几个歌舞妓听听曲吗。

　　啥家庭这么造？

　　你拿一千七八放到二十一世纪，那明朝官员真可怜，贪污似乎像是有理。

　　可考虑到明朝的物价水平、生产条件和精神供应，一个从九品的小官已经活得很滋润了。

　　只是人心是无度的。

　　我是官了，我凭什么一家五口。

　　凭什么一顿只吃四个菜。

　　偶尔去喝个花酒听听曲不犯罪吧。

　　我总得给自己买几身苏绣、蜀绣的大牌吧。

　　逢年过节给媳妇小妾丈母娘啥的买两件首饰不过分吧。

　　这么一想心里就长了草，再看看手里那点可怜的月俸，可不就是升起一种朝廷抠门的感觉。

　　人要是贪，怎么都贪。

　　二十一世纪官员那点工资够去潇洒吗，够打高尔夫吗，也不够啊，那他们贪污合理吗。

　　显然不合理！

　　老朱在洪武六年、洪武二十八年两次调整官员的俸禄，已经按照比正常家庭生活所需花销的两倍以上来制定了。

　　是古代官员本身的思想他带有一定的封建官僚习气。

　　不愿意活的只比普通百姓好。

　　官才是人，民只是草芥。

　　必须得有悬殊的生活差距才能体现出来。

　　在十四世纪的背景下，能仅凭合法收入就能实现一家五口顿顿吃大肉，这日子怎么想也够资格说一声幸福了。

　　又想养小妾，又想学外语，末了骂朝廷抠门，说是老朱逼他们贪污，多少有点不要脸了。

　　若要是替明朝的官员鸣不平，就没必要对现实的贪官咬牙切齿了。

　　就这么简单。

　　三观要正，思想要纯！

　　陈云甫一听年俸二十两，那脸上笑的，比花都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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