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扇儿胡同往东走，不出二百米就是前门大街。

　　在当下暂时还冠名为“新京城”的大北照相馆和邮局的路东侧，就是宁卫民要乘坐的202路和203路站牌子。

　　说来也巧了，宁卫民刚刚走出胡同口。

　　就发现从马路南边远远驶来了一辆宛如面包形状的公共汽车。

　　他当机立断，拔腿就跑。

　　当他跑到了站牌子底下的时候，那下蓝上百的“斯柯达”正好开到。

　　果不其然，车头的牌子上，显示的数字是“203”。

　　因为是首发车，车上自然人不多。

　　站牌子底下除了宁卫民也没旁人等车。

　　这要晚一点，兴许就错过去了。

　　正确的举措，让宁卫民极为欣慰。

　　他上车出示了一下月票，就踏实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了。

　　不过说实话，这个年代，凌晨时分的京城还真是没什么看头儿。

　　哪怕是京城最为知名的核心商业区——前门大街也是一样。

　　要知道，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实在是太质朴了，公用设施也实在太落后了。

　　大街上没有便利店，没有霓虹灯，没有显示屏，没有过街天桥。

　　电线的连接方式都是明面的，蜘蛛网似的通过木头电线杆在空中相连。

　　人行横道粗糙得简直像为了孩子们“跳房子”画的线，红绿灯也比后世简易太多了。

　　就连马路都很窄，四车道的大街就已经算是宽阔的了。

　　透过乌涂的车窗玻璃，实际上也只有街灯，闪烁着宛如萤火虫似的微弱光亮。

　　至于沿途两边一家挨一家的店铺。

　　除了西打磨厂那由正阳楼旧址改造成日夜大食堂，为了接待火车站的旅客还在开门营业，露出了一点代表着接纳含义的昏黄灯光以外。

　　其余所有商铺，门窗无不严丝合缝，挂着木头闸板，静悄悄的戳在黑暗里。

　　让人连店铺名称都难以看清。

　　甚至就连高大巍峨的前门楼子，在黎明前，都只能呈现出青灰色一样的死寂，毫无生气。

　　说是八十年代的首都，可怎么看，都像是清末民初的京城。

　　只有当203路由南至北经过伟大领袖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天安门广场，一拐上长安街后，才会显示出新社会的首都气势来。

　　这里的道路宽阔规整，华灯永远璀璨，两侧树木高耸，苏式建筑林立，把首都最核心的位置装扮得无比庄严、巍峨。

　　伴随着逐渐亮起的天光，京城火车站传来的《东方红》奏乐声，各式各样的机动车也终于出现了。

　　伏尔加、大解放、212吉普、三蹦子……

　　再加上零零散散骑着自行车去赶早班的人们，和当时城市运输主力——蹬着平板三轮拉货的三轮车夫。

　　一下就让这条全国最著名的大街变得生动起来。

　　只可惜啊，如此精彩的风景体面的景象，也仅仅限于从天安门到友谊商店这段儿路程。

　　当宁卫民从王府井路口下了车，倒车上了大一路，等到一过了永安里就又完蛋了。

　　因为此时建国门立交桥才刚刚竣工。

　　建国门一带，除有限的几座建筑之外，一片平旷。

　　这就是这个时代城里与城外的界限。

　　一旦逾越了这里，就算是出了城，连缓冲的城乡结合部都没有。

　　想再看见成规模化的建筑，只能等车开到大北窑了。

　　而后世知名的CBD地区，现如今还是京城的工业基地。

　　没有一栋高楼大厦，只有一个个自成体系，如同封闭小王国的厂区。

　　但即便到了这里，也仍旧不是宁卫民最终的目的地。

　　下了车，他还得再倒一趟郊区长途304坐上五站地，再徒步走出一公里才行。

　　因为他要去的地儿，其实是京城东郊最大的露天垃圾场。

　　而他的职业，就是靠捡垃圾吃饭的拾荒者。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他为什么起这么早来赶路。

　　既是因为路途远，也是他怕邻居搭讪询问。

　　就连干活儿的装备，他都塞进大包里带着，生怕别人看见。

　　说起来或许很难让人相信，这个有点丢人的选择。

　　其实是宁卫民目前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

　　不为别的，就因为时代的局限性。

　　要知道，宁卫民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完全是从影视剧、重生小说和想象中得来的。

————

　　他自诩有着饱经社会磨砺的情商和素质，有着穿越时空的金手指，有着一肚子点石成金的办法。

　　自认为在这么个处处是机会的黄金年代，想要钻个空子发发家，岂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哪怕没赶上1979年最后一次非应届毕业生考大学的机会，理所应当也能过得满好。

　　可惜想象终归只是想象。

　　作为一个对这个时代缺乏足够了解的人。

　　宁卫民根本无法准确的衡量这个陌生的年代到底存在着多么大的限制。

　　在所难免的犯了乐观主义错误。

　　是的，那些的地名和标志。

　　开始纷纷改回以前的老地名，老字号。

　　“东风市场”改回“东安市场”，“京城烤鸭店”率先恢复了“聚德全”的匾。

　　年轻人甚至穿起了时髦的喇叭裤，姑娘们把头发烫成卷发。

　　这些都是生活即将发生积极改变的明显信号。

　　但话说回来，这也只是表面性的变化而已。

　　真正的内在改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需要一个非常缓慢艰难的过程。

　　实际上由于改革刚刚开始，此时社会的生态环境，还在遵从着计划经济体系的规则。

　　现实并没有给宁卫民提供什么大展拳脚，谱写个人传奇的空间。

　　旧有势力和观念还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

　　首先说做买卖吧，这个年头就没有合法的个体户。

　　做小买卖的人有是有，甚至都有人胆大包天，推着小车跑到天安门广场上，明目张胆卖卞萝卜去。

　　可有一样，千万别碰上“办公室”的人。

　　否则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东西会被充公、没收、罚款。

　　倒腾粮票、工业券、侨汇券的事儿，当然也有人在干。

　　可那罪名也更重，倒卖票证涉及国家经济根本，已经算刑事犯罪的范畴了。

　　真被逮着，就不是号子里待几天的事儿了，至少也得两年起步。

　　想吃医院、火车站，当黄牛党同样没戏。

　　这年头，票证制度严格执行，限制了外来流动人口。

　　京城的医院仍然是为本地人服务的，到不了挂不着号的地步。

　　医院看病是三联单制度，也没人愿意花钱买专家号儿。

　　出差的旅客呢，又几乎都是公派，必须用介绍信买火车票。

　　那谁会买高价票啊？买了也没法报销啊。

　　要说这方面唯一可行的，恐怕就是倒卖点电影票或是演出票了。

　　可干这个，一是利薄，二是有点晚了。

　　电影院、剧场已经有各路的毛神划定势力范围了。

　　这些人又哪儿是好惹的啊？

　　外人贸然伸手，最轻也得捞顿胖揍，弄不好就让人给花了。

　　至于邮票这东西，倒是没人管，私下里的交易也很繁荣。

　　可惜的是，多数集邮者都是以票易票，交换自己没有的邮票。

　　此时集邮就是集邮，仍旧保持着极大的纯洁性。

　　真有人用重金求购珍惜票的情况不多。

　　而尤其让人急眼的是，此时猴票已经发行了。

　　那一张张整版的“金猴儿大钞”就趟在邮局柜台里无人问津。

　　偏偏对兜里比脸还干净的宁卫民来说，是看得到，吃不着。

　　这又有多急人啊？

　　那简直是一种抓心挠肺的折磨啊。

　　说白了，这就如同盲人似的，若天生看不见也就罢了。

　　什么是红，什么是绿，全不知道，不难受。

　　就怕那半道儿瞎了的。

　　红的怎么艳，绿的怎么鲜，他心里全明白。

　　那是恨不得拿脑袋撞墙的滋味啊。

　　当然了，也正因为如此，宁卫民退而求其次，动了上班工作的念头。

　　觉得为了买猴票，找个事由儿暂时先干着，倒不是不可以。

　　哪怕是临时工呢，哪怕一个月十几块的工资。

　　只要拿到手里刨去开销，也够他每月弄两张整版票的了。

　　一个整版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干一个月，就等于能存上三百万呢，值啊。

　　可惜，这条委曲求全的路也行不通。

　　永定门外的蔬菜批发站倒是找过一次装卸工。

　　街道也推荐宁卫民去了。

　　可人家一看宁卫民京剧小生一样的形象，就把他退回来了。

　　嫌弃他太单薄，太文弱，干这活儿还不如个老娘们。

　　于是之后，宁卫民就再没有得到过任何有关工作安排的消息。

　　说句不好听的，在全国一千七百万返城知青的庞大就业压力下。

　　连火葬场的焚烧工，环卫局扫街的，外加掏大粪的，都成了得竞争上岗的工作了。

　　像宁卫民这样的苦孩子，当初有妈的时候都没找着工作，如今成了无根之草，不就更难了吗？

　　就这样，宁卫民是有力无处使啊。

　　那些有关未来的那些宏伟大计，都快在他肚子里憋馊了。

　　左思右想下，为了能接住老天爷给的旺旺……不，猴票大礼包。

　　好像也就捡破烂这一条路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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