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军的执行力度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

　　行动起来的速度、力度用雷厉风行、剑及履及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南京、苏州、杭州、镇江、江阴、常州等州府城内所有的庙宇道观等公共建筑，悉数为官家征用。这些庙宇宫观的主持们看到一队队开进来的军爷们也是不由得后背发毛，“难道是我的那点事发了？这些人是来抓人的？”

　　安置好了临时拘押场所，朝廷就要开始抓人了！与阮大铖一道被东林名列逆案的袁宏勋、杨维垣等人次第起复，成为了阮大铖的得力助手。

　　当年发起留都防乱揭帖的无锡顾杲、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廷枢、钱禧等数百人每日里惶惶不可终日，唯恐听到校尉砸门而入的脚步声。

　　如今的阮大铖算是彻底的与复社、东林一派撕破脸了。如果说当初他还存在着与东林合作，而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话，如今，他已经不再这么想了。“只要紧跟着梁国公的脚步走，何愁没有高官显爵？”从一个在南京城里为“诸名士酒酣，辄戟手詈大铖为快”的角色，到现在执掌无数人的生杀予夺大权，这份权力荣耀从何而来，阮大铖不是傻子，自然分得清楚。

　　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之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冯铨，以白银六万两（一说二十万两）买通太监与田贵妃，历时两年的运作结果。这其中，也有阮大铖贡献的一万两银子和气力。（《烈皇小石》《明季北略》《双猿集》《幸存录》《复社纪略》）而冯铨者，乃魏忠贤义子，是其手下的头面人物，著名的魏家阁老。

　　同是勾结阉党，贿赂太监和后宫去买官做，而张溥替周延儒这个著名大奸臣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依然是正人君子的领袖，阮大铖只是想索回其当得之职，便成了一辈子的阉党走狗，一般事体两样结果，何也？

　　如今有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报私仇，阮大铖怎么能够不甩开膀子大干？

　　顺案、假太子案所牵扯到的官员、名士，都在阮大铖等人的名单上。

　　最先打开突破口的，便是被视为复社才子的金坛周氏兄弟。周钟的罪名自然是确凿无疑，周镳也已逮捕入狱，根据二人的口供和在家中抄没的往来书信、笔记、诗文，只管将与他们平日里往来密切的复社众人和朝中官员传唤来问话便是。

　　阮大铖更是根据梁国公的提法，称呼这种形式为“协助调查。”可是，江南江北的士绅官员们却只见去协助的，不曾见到调查完了回来的。一时间人心惴惴。

　　顺案的另外一个突破口，就是从北京逃到江南的那位给事中光时亨了。此人倒是和周钟一样，罪行昭著，证据确凿，朝野上下一片喊杀声。此公先是阻挡崇祯南巡，并且举出了唐肃宗灵武即位的先例来阻挡太子南下。当李自成打进北京的时候，这位光大人又立刻改换门庭降了大顺。

　　光先生的著名商标叫“鸟人”牌，人称“洗鸟御史”。据说当年的温首辅体仁大人，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却很猥琐，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ED了。按照祖传秘方，光时亨每天坚持用“洁尔阴”之类给温首辅冲洗****，直到大人活力再现。按说，为领导近身服务，关键时刻帮领导毒杀个把人都有人做，仅仅亲自为领导洗个鸟，也不算太突出。突出的是，光先生为自己洗出了前进的道路，从县里调到了中央机关，把自己“洗”成了监察御史。

　　光大人在李自成驾前受宠若惊，又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给尚在江南的儿子写信：“闯逆召见，面加奖励，随谕以原官视事。时亨寄书其子有云：‘诸葛兄弟分事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以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走肖，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

　　光大人这水平，也不能说就比诸葛先生差。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历来都有个准确率问题。依光大人的观点，李自成完败不太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势，中国再现“南北朝”或“三国”模式，当有相当的把握。那么，以诸葛前辈为榜样，孩儿们在南朝参加科举，老夫在北都工作，咱们几处做裸官，最终哪棵树倒了，都不太碍事……

　　拿到了这封信作为证据，阮大铖便可以在朝野之中掀起大风浪了。

　　先在江南各处读书士子当中进行一番调查，凡是有亲族师门在江北李自成或是清国控制区出任官职之人，一律取消功名，停职待勘。

　　于是，留都南京城内外的宫庙道观，立刻人满为患。有形的复社也好，无形的东林也罢，哪个人没有与江北的那些先降顺后降清的官员有联系？而且，复社本身就是一个烂泥塘、王八窝，各种各样的关系，同乡、同门、同社、年谊世好等等关系，只要阮大铖等人想查谁，此人就毫无疑问的到拘押所去找铺位。

　　如此一来，东林的首领们就不能坐视不管了。

　　名望甚高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直接赤膊上阵，要求裁撤阮大铖这位右副都御史。停止清查附逆贼子，逮捕与顺案和假太子案有关人员。为江南士林保留一份元气。

　　但是，朝堂上，已经铁了心要同东林干到底的李守汉，不等他把一篇极为煽情的文章念完，便抛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假太子王之明的口供！

　　“王之明，故驸马都尉王逎之侄孙，高阳人也！曾侍卫东宫，家破南奔，于路途之中遇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家奴穆虎，遂共卧起！”李守汉有意识的将最后这句话提高了八度，用来强调这句话的重要性。

　　明后期，文人士大夫不但喜欢女色，也好男风。一个家奴和一个路途上遇到的少年“共卧起”是个什么概念，不用李守汉强调，这些大臣们都清楚。不要说太子这种金枝玉叶天潢贵胄，就是士林中人稍微有些身份地位的人都不会做这种下三烂的事，和一个仆人家奴“同卧起。”（说人话的话就是当小受。）

　　“经朝中文武勋贵诸大臣一致公认，太子眉长于目，沉稳有气度。然之明发垂肩，肌理白而举止轻率，身伛偻而容有愁；与太子形容相去甚远。系奸人假冒无疑。据王之明供称，系穆虎教之诈称太子。”

　　读完了这份口供，李守汉将王之明签字画押的口供递给刘宗周，“刘大人，此子如此胆大妄为，胆敢冒充先帝血脉，大明储君，背后若说无人指使支撑，仅仅穆虎一个家奴，上哪里有这般胆量？所以，此事必须要彻查到底，以告慰先帝和大明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这么一个大帽子扣下来，刘宗周也是无言应对了。

　　他将目光投向了礼部侍郎钱谦益，以求助的眼神相向。“你是我东林党中有名的天巧星，是军师智囊。如今到了别人要将我东林一脉满门抄斩的时候，你又如何在那里装聋作哑假痴不癫？”

　　他哪里知道，人称天巧星的钱谦益自然是比他会看风色，早就为了自保，通过他那个红颜伴白发的妻子柳如是，向与柳如是有些交情的阮大铖暗通款曲，虽然算不上纳款输诚，也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点善意。在这个时候，他顶多能够勉强做到自保，连阮大铖都要通过夫人路线去沟通，（历史事实。尼玛的，信息量好大！）又如何敢站出来同阮大铖背后的靠山李守汉相抗衡？

　　这就是东林的本色显现无疑了。

　　阉党的名声虽然被东林描写的极其恶劣，但是，阉党倒是都能做些实事的人。而且，就连眼下的首辅马士英这个阉党，在对待东林的问题上，都同李守汉有些不同意见。他还是主张大敌当前，以和为贵。在他成为首辅大学士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如果不是东林的各种小动作和阴谋诡计，李守汉、马士英两个人也不会下此狠手。

　　相形之下，东林骨干的能力水平和道德水平之低下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犯颜敢谏，“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立见太平。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甲申夏初，明朝南方官绅处于国难当头之时，东林—复社的主要人物关心的焦点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存的半壁江山内争夺最高统治权力。排除福王继统的阴谋破产后，他们又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

　　你们既然先挑事，就不要怪我掀翻了桌子了！

　　人们议论明末以来的党争时，往往受东林骨干人士的影响，偏颇特甚。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黄宗羲作为一代史学、哲学宗师，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家之一，徒子徒孙众多，唯于此节上蔽于门户之见，不但执见偏颇，且手段也十分不光彩，以至其私德上都出现了可议之处，并且还影响了此后浙东史派的一大批学人。这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也是其人之不足取之处。

　　南明史的作者顾诚顾先生说“黄宗羲起的作用最为恶劣”，实为中肯之语。又如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在李自成破北京前后，联络崇祯十六年之同年庶吉士若干人降顺，且表现积极，先和周钟一起在劝进表中大骂崇祯并为此栩栩自得，次上“平两浙策”等，后因吴三桂于山海关大破李自成，魏学濂遂于李自成还北京又撤出北京、吴三桂及清军占领北京这一时段内自杀。但黄宗羲在他所撰之《弘光实录钞》中列举的降顺诸人名单里，却独不见魏学濂之名，其后在魏学濂墓志铭中，更将魏学濂降顺一事又直接指为是阮大铖为报复而进行的造谣污蔑。这种只论亲疏不论是非、颠倒黑白的治史态度，实在很令人不齿。（眼熟吧？和现代的公知大v一脉相承，只分彼此，不论对错。）

　　一场朝堂上的嘴炮便悄无声息的以刘宗周偃旗息鼓而结束。

　　“牧斋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入夜时分，在姜曰广的府中，钱谦益、赵之龙、姜曰广等人团团而坐，赵之龙面红耳赤的质问着向来以足智多谋而闻名的钱谦益问计。

　　“如今阮贼大肆搜捕我东林学子，不数日间，留都、苏州、杭州等处已经因涉及顺案而被协助调查者数千人！便是你的家乡常熟县也是有数百人之多！再这样下去，江南士林势必要元气大伤！你难道就忍心看到正气衰竭，奸党横行于朝堂？”

　　“也不光是顺案一件事。”钱谦益愁形于色。手里摆弄着一枚南中通宝，黄澄澄十分厚实的通宝在灯火下闪耀着可爱的青黄色光芒，“苏州已经被那条疯狗查白地搅扰的天翻地覆。”

　　査继佐除了按照《万历优免则例》标准清理积欠钱粮外，更是祭出了一记法宝，那就是交叉检查积欠钱粮账目。把各地的户房书办集中起来，讲明利害，“你们在皇上那里都是判了死罪的人。但是皇上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给你们一线生路，就看你们走不走了。”

　　走的话，就是到邻县去检查积欠钱粮情况，清理账目后在当地催缴。表现得好，不但死罪可以免去，更可以从清理征收上来的钱粮当中提出一笔赏钱来。一边是身首异处，一边是升官发财。这些多年钱谷猾吏想都不用想便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要么交出以万历年间颁布的优免则例标准计算的应交钱粮，而且还要从崇祯二年开始计算，要么就等着被抄家。不过，査继佐也是有一颗宽仁之心，没有计算利息和滞纳金，否则，江南的官绅们就当真要找黄牛排队拿号去跳江了。可就是这样，无数的苏州富户望族也是一夜之间家室倾颓。

　　更是雪上加霜的是，许多的官绅之家都是或多或少的和眼下江南人谈虎色变的“顺案”、“假太子案”有些牵连，那些被逮捕进去的而昔日旧好，不要说什么铮铮铁骨了，那些锦衣旗校把各种刑具搬出来，老虎凳、凉水、竹签子、皮鞭、烙铁、夹棍、笞杖、枷锁、手杻、脚镣、夹棍、拶指、压膝、问板等刑具摆在面前，平日里自诩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官绅们立刻都摇身一变成了甫志高，开始争先恐后的检举揭发起自己的同门、同年、同社好友来。

　　如此一来，捕风捉影被抓起来的人可就太多了！

　　于是，鉴于此种情形，在査继佐与新近投入李守汉幕府的王夫之、顾绛等人的书信往返几次之后，一项新的制度经过弘光皇帝的御笔裁定，开始在江南各地推行。

　　那就是纳款赎罪的议罪银制度。

　　其实，这种手段并不是从清朝和珅时期发明的，而是从西汉年间就有了。武帝时代的两位名臣，凿穿西域的张骞和人称飞将军的李广，都是依靠着当时交钱减免罪名的制度才逃过了一劫。

　　这套从西汉典籍里搬出来的制度也是相差无几。凡是名列顺案、假太子案，但是事迹并不昭彰的，可以书写一份伏辩（认罪书、检讨之类的），签字画押，并寻找五名不曾名列两案的官绅乡贤作保，交出至少一万银元之后，可以革除功名，回家由当地官府监视居住。算是可以不吃那监牢的苦楚！

　　您还别嫌贵，还别嫌条件苛刻，这笔银子还不是谁想交都能交的。必须得是案情不是那么严重，罪行不是特别明显的。除了交出银子赎罪之外，更要革除功名，找人作保，回到家里老老实实的按时到官府报到。

　　这项制度一经推出，苏州、杭州、常州、江阴一带，已经前后有数百家人缴纳了数目不等的议罪银，交由内府当中储存。看着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白花花的银子流水一样淌进内库之中，弘光皇帝朱由崧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今年本是秋闱，那些家里被勒逼缴纳这十多年来积欠钱粮的读书士子们，也是一改往年的诗酒风流狂放举动，变得有些寒素了起来。

　　“若是想要扳回一局，便是要在这些人身上做文章！本官已经请侯公子到贡院去了。”钱谦益一脸的破釜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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