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革命”爆发后，湖南是继湖北之后第二个宣布脱离清廷统治的省份，“建国战争。中又积极配合共和军西征四川，为革命事业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虽比不得湖北这个革命的“策源地”但在南方革命各省中也算是翘楚了。

  但和湖北比较起来，湖南的革命基础是相当脆弱的，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军伸政权，由革命军人和当的诸仲组成的一个松散联盟。

  起湖南，除了大米、鞭炮这些土特产之外，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湖南的伸权。

  湖南的伸权崛起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其标志**件就是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以及湘军的组建，几乎从那时起，湖南的诸伸集团就拥有了生杀大权，曾国藩一手创建的审判局就是借绅们手中最便利的杀人工具。死在这把刀下的湖南农民、游民不计其数，而被当做炮灰送上前线与太平军厮杀的农民人数也相当可观。可以说，湖南乡伸将“以民御民”的统治技巧做到了极致，若不是清廷统治者“以臣制臣”的手段更高明的话，恐怕取代清朝的就不会是革命党人了。

  湖南的绅权并未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而结束，十多年的战争状态已使诸伸们拨取了全部地方政务，在湖南。“诸伸”已经不是一个名词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统治文化，在这里，所有的事务都离不开诸伸集团，从赋税的征收到胥吏的任免。从新政的推行到宗族的纠纷调解。都能够看到借仲集团的影子。就连堂堂湖南巡抚也必须借助诸仲力量才能维特权威，借仲对于湖南封疆大吏的影响也远比其它省份强烈，当年“戊戌变法”时湖南之所以走在维新前列，与此不无关系。

  虽然古代中国讲究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士大夫们希望皇权至县为止。县以下的乡村应该完全交给荐伸们管理，但是这仅仅只是理想状态。在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君权始终压制着伸权，只有当乱世到来的时候，才是仲权蚕食君权的时候。

  清末的湖南就真正做到了“君臣共治”在这里，伸权就是缩小了的君权，而君权也通常被暗仲们看做是放大了的伸权，在这里，往往诸神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当地草民的生死荣辱。

  在这样一个省份进行革命，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极高超的技巧，稍有不慎就会惹火烧身，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赵北没有在第一时间吞并湖南的原因之一。

  仲权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小民权利的无限缩小，湖南之所以成为会党势力最盛的省份，与这种伸权的狂暴不无关系，草民对抗强权的唯一武器就是会党。不过，由于诸仲集团掌握了全部的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要想依靠一群草民组织的会党翻身，基本上是在做梦。而且，不少有眼光的借仲出于利益考虑，在拉拢官府的同时也与革命势力眉来眼去，将自己打扮成“开明”伸士，这种伎俩很能迷惑一部分革命者。

  清末新政之后，大批湖南乡伸投身实业，造就了一批新兴力量，这些人就是“立宪派。”他们是伸权进一步蚕食君权的结果，这些人希望从皇室手里分享更多权力，所以。从表面来看他们是革命的天然盟友。但是，他们骨子里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他们看好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准确的讲是“诸伸立宪。”对他们来说，过于暴力的革命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

  作为革命大时代的一员，湖南就是这个时代最顽固的守旧派堡垒。要想攻克这个堡垒，不是几万人枪、几个门大炮就可以奏功的。

  共进会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短视的错误，所以，湖南乱套了。

  作为湖北的南方屏障，湖南一直是赵北关注的重点小方向，虽然他以前并不打算在短期内直接介入湖南事务，但是他也不止一次提醒过共进会的领导层注意湖南诸伸动向。可偏偏有人把他的善意提醒当作了耳旁风，结果导致湖南革命形势骤然一变。并牵连贵州发生政变。

  贵州政变是两天前发生的，驻扎省城贵阳的黔军因为闹饷而哗变，聚攻军zhèng  fǔ和都督府，共进会方面的贵州都督焦达峰被杀，副都督钟玉山下落不明，共进会嫡系部队“革命联军”连遭黔军伏击，损失惨重。已退往湘黔边界，现在的贵州军zhèng  fǔ已落入立宪派手中，省内倾向南方革命党的军政要员要么被杀，要么落荒而逃，几乎一夜工夫，象征草命的十八星红旗就在贵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者老会。首发zhèng  fǔ。

  湖南的乱局要早于贵州，由于共进会主力部队南征云南，省垣兵力空虚，在贵阳兵变前一天，长沙城外的原清军巡防营数千人同时哗变，随即拖炮进攻长沙，与驻扎城内的共进会嫡系部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了一天，共进会虽有会党武装协助，但因火药库被内jiān炸毁，弹药全失。最终只能放弃长沙，分兵两路，一路往南退守醚陵，一路往北撤向湘yīn，同时派人向驻守湘北岳州的荐和军第五师求援。

  共和军第五师师长是吴振汉，虽然他是共和军副总司令，但作为客军统帅，他没有权力直接调兵干涉湖南省政，只能再向总司令赵北拍发电报，将湘变详细经过禀明，请示处置办法。

  赵北的回电很简单：固守岳州，等候命令。

  吴振汉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第五师进状态，在岳州城外加筑了两道防线。两天后几艘蒸汽船儿用批武器弹药从武汉赶来，蔡柳林的dú  lì炮兵旅也随船同时到达，岳州人心

  定。

  赵北接到吴振汉的电报时正在湖北东部视察防汛工作，电报一到，他当即决定立即返回武汉坐镇，虽然路上没敢耽搁，但代用小炮舰的蒸汽机故障不断。走走停停，等他回到武汉时已是湘变之后的第三天了。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这短短三天时间里，湖南局势进一步恶化，共进会退守醚陵的那支部队没能坚守住阵地，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缺乏弹药的“革命联军”只好继续向东撤退，进入江西境内，本打算退往萍乡。与阎锡山、李烈钧部革命军取得联系，但进军途中突遭控制在立宪派手里的赣南巡防营jīng锐部队伏击，伤亡一千多人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几名将领随即被赣军以“会匪”罪名枪决余部均被遣散。

  退守湘yīn的共进会部队也遭到进攻，虽然敌军攻势不猛，但军心一度发生动摇，如果不是蔡柳林的dú  lì炮兵旅及时赶到并投入战斗的话，恐怕湘yīn也是守不住的。湘yīn和酷陵比起来有一个优势，这里紧靠洞庭湖，又赶上长江汛期，水位较高，共和军的小炮舰可以直接开到岸边，以猛烈的炮火支援守军，而且这里离岳州不远，湖北军zhèng  fǔ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影响到了这里，百姓负担较轻，革命热情较高，能够主动为革命武装传递消息。

  赵北回到武汉时共和军第五师的副师长潘康时已经赶到武汉，他是吴振汉派回的联络员，负责向总司令汇报湘变洋情。

  在总参谋部的小会议室里，赵北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并没有立即部署军事反击事宜，只是询问了一下湖南局势。

  “长沙陷落后，君宪派遗老遗少弹冠相庆，组建了所谓的“宪政自治会”发出通电，说共进会是会匪武装，不是革命军队，首领也不是湖南人，君宪派以此为借口宣布接管全省军政事务，推举省议院议长、前清湖南巡抚水chūn莫为湖南都督。宪政名士谭延哥接任议长之职，次rì袁世凯发通电，认可了议长，但否决了都督人选，任命原江苏都督汤化龙为湖南都督，并发表前湖南矿务总局中路总办黄忠浩为湖南镇守使，统帅湘军。”

  潘康时拿着一份简报，将最近几天的糊南政情简略介绍。

  赵北拿手指叩了叩桌子，问道：“这个黄忠浩是不是就是原来那行小巡防营统领？”

  “正是此人。记愕孙武回湖南之前，总司令就特意点到过这个黄忠浩，说此人反对革命，要共进会小心此人。现在看来，总司令真有先见之明，此次长沙兵变，正是此人一手挑起，参与兵变的巡防营也是他的老部下。”潘康时点了点小头。

  赵北只能苦笑，历史已因他的到来而变得面目全非，这个黄忠浩在辛亥革命中是死于革命军之手的，但是现在，此人不仅没死，反而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镇守使，到真是有些讽刺。

  “汤化龙做湖南都督，袁世凯打得什么主意？”赵北琢磨着。

  汤化龙是湖北人，也是著名的立宪派，革命之后应黎元洪之邀做了湖北议院副议长，后来参加南北议和，做了南方总代表，随即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椅子都还没坐热，就赶上了湘变。

  潘康时见赵北半天没说话，于是说道：“袁氏电报一到，湖南遗老遗少就吵翻了天，一些人叫嚣“湘人治湘”不过最后还是同意让汤化龙上任，现在汤化龙正坐船往岳州赶呢，还往武汉拍了电报，不知总司令是否已看过那份电报？”

  赵北说道：“没回武汉的时候黎黄陵就把那电报转拍给我了，我看过电报，不过是些场面话，这个汤济武倒是圆滑，知道湖南都督不好当。他一个书生，现在湖南又是兵变四起，就凭他的力量弹压不住，所以先给我个电报，让我在背后支持他。”

  “那咱们支持不支持？依我看。这次湖南事变对咱们来说没什么影响。反正共进会主政的时候咱们也不受待见。

  汤化龙好歹是湖北人，还做过湖北副议长，与黎议长关系密切，他做湖南都督，总是好过孙武那帮愣头青。”

  潘康时这话虽有些偏激，但说得也是事实。年初的时候共进会接连拍发电报到武汉，催促赵北尽快将驻扎岳州的第五师撤回湖北，甚至通过袁世凯向赵北施压，只是赵北态度一直很强硬，这才没有得逞。

  第五师摆在岳州不是没有目的的。岳州拖守洞庭湖湖口，交通便利。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只要守住了这里，就等于是守住了湘北门户。无论是保护湖北还是南下湖南，这里都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初吴振汉率领第一梯队联合共进会部队攻克了长沙后，赵北立即下令将第一梯队开往岳州休整，之后第一梯队就驻扎在这里，后来被改编为第五耸，没再挪过地方。

  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穿越者。赵北的这个安排非常明智，第五师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其实，此次湘变、黔变之所以发生。也与赵北的默许、纵容不无关系。

  如果共进会唯总司令马首是瞻的话，或许湘黔事变根本就不会

  。

  但是共进会选择了与总司令分道扬镀，这是很不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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